2022年7月8日9:30-12:00，華東政法大學伟德官网bv屈文生教授通過騰訊會議平台，應邀為我院師生講學。講座由中國文化翻譯與傳播研究基地主任陳大亮教授主持，主題為“新翻譯史”何以可能？。西方中心主義給中國翻譯史研究留下深刻方法論烙印。反思翻譯界近年來存在的類似“沖擊—回應”模式的研究範式，屈文生教授提出重寫翻譯史的“新翻譯史”研究路徑，并詳細分析了該研究路徑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方法。共有學院及其他高校近200名師生參與了近兩個半小時的在線講座。

圖1. 屈文生教授應邀為外院師生講學

講座一開始，屈文生教授從季羨林先生的名句引出了翻譯與曆史的關系的思考。我國的翻譯史研究曆來重兩頭，一頭是文學翻譯史研究，另一頭是非文學翻譯史研究。非文學翻譯史研究主要包括三大主題：包括佛教文獻翻譯研究、民族翻譯研究、兩次西學翻譯研究。翻譯本身的跨學科性，在文學翻譯史研究方面，謝天振提出語出驚人的判斷：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應包括翻譯與翻譯文學，翻譯文學不是外國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翻譯研究在文學學科（主要是比較文學學科）由此獲得一席之地，并被納入“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之中。“譯介學”的本質被視作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最早由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概為1719年譯成，但直至1761年才被英譯出版的《好逑傳》該書由詹姆斯·威爾金森（James Wilkinson）翻譯，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又由德庇時（Sir John Davis）重新翻譯《好逑傳》的英譯，是滿足異域文化的期待。西方人編纂中國文學史是有曆史傳統的。佛教文學翻譯史研究，整理、挖掘、研究佛教文獻翻譯史料，可圍繞若幹中心展開。

在佛學界，從事譯經的高僧曆來被視作是“高僧中的高僧”、“沙門中的沙門”。南朝《高僧傳》、唐代《續高僧傳》、《宋高僧傳》、《明高僧傳》“四朝高僧傳”中，前三部不但都設有“譯經篇”。現有的佛經翻譯史，推介了影響力較大的幾部著作。限于語言障礙（由于我國精通梵語者人數稀少），加之其他原因，佛經翻譯遇到了較大阻礙。關鍵還是要有洞見，胡适曾評價佛教文獻翻譯文體，是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骈偶文體的叛逆。

圖2. 屈文生教授線上講座現場

随後，屈文生教授分析了翻譯和曆史的關系，學界以往對于文學與曆史的關系讨論較多。文學往往是虛構的，而史學追求的是真實。翻譯與曆史的總體關聯，翻譯與曆史都講究“求真重信”。曆史學追求真實，須以原始史料為基礎，如果被表象所迷惑，就會得出錯誤的判斷。翻譯也注重信，還有達和雅。曆史學是第二種曆史，第一種曆史是客觀的，第二種曆史是主觀的。翻譯與曆史之間的關聯還在于解釋、交流、對話。曆史和翻譯很大程度上都是解釋。曆史學家與翻譯家一樣，必須熟悉兩種語言。過去與現在，在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間來回遊走。翻譯與曆史的真正關聯，在于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叙事來建構文本并與文本對話。不管是口譯，還是筆譯，翻譯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叙事性建構，發揮着诠釋性的再現。曆史叙事也可以理解為“再——現”。曆史和翻譯之間的影響和作用，包羅萬象的學科，二者就像文化一樣，指向了一個廣袤的空間，一時難以駕馭。翻譯研究實際上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翻譯與曆史常具有某種天然的适配性、調和性和包容性。二者都強調本位（即自身的主體性），但也具備互相作用。翻譯的客體大多可以歸結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技術科學和工程技術的某一分支。曆史地看，翻譯是一種文化态度和戰略意識，反映出的是這個國家精英階層的一種求知的精神，一種包容和胸懷。

圖3. 屈文生教授線上講座現場

講座最後一部分，屈文生教授總結了翻譯和曆史之間的關系。在某一時期的某一接觸地帶，接觸地帶（a shared history）。“共有的曆史”借自徐國琦《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曆史》（Chinese and American: a shared history）。新曆史主義（neo-historicism或new historicism）。新曆史主義學派強調對話，有意打破學科界限和秩序，其所謂的“文本”不局限于傳統的文學文本，其認為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存在不可割裂的“流通”。重要的是，新曆史主義将文化建構視作是“文本”或“話語”而非“事實”将“文本”轉變為“文獻”。而文獻與文學文本一樣，沒有固定的意義，需要解讀。新曆史主義由此将大曆史（history）化為小曆史（histories）。新曆史主義的要旨為“文本的曆史性和曆史的文本性”邏輯推演，有意強調翻譯的“曆史性”和曆史的“文本性”，二者關系密切。直觀可見的就是翻譯的曆史轉向研究，翻譯和曆史研究領域均會得以拓展。可以說，新曆史主義接受了原本被視作邊緣的翻譯行為和翻譯事件，将翻譯視作是曆史研究的要重對象。它同翻譯主義一道将看似日常、渺小的翻譯行為作為觀察對象。“新翻譯史”研究如何展開。從“西方之沖擊”入手，沖擊——回應（impact-response）模式以“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新翻譯史”研究是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的研究，是轉向文化交流史的跨學科乃至超學科研究。從曆史角度看，翻譯的本質和價值在于文化交流互鑒。翻譯史研究，既可以是對中譯外的研究，也可以是對外譯中的研究。但如能在全球史視野下展開叙述，從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的視角出發，關注兩方在翻譯發揮重要作用的接觸地帶的你來我往，披露對事實的“印象”與“真相”，則可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或中國中心主義的束縛。不少國外學者隻是将中國作為研究材料而不是研究對象。真相往往秘而不宣，基于自身利益加以改造，以呈現對中國的印象，從而将之納入既有話語模式之中——将印象化的中國置入已拟定的（話語）公式之中，經由循環往複的論證，得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結論。這一現象如今依然存在，我們要謹慎地看待“他者”的視角。我們或許不僅要傳播真相，還在于挑戰“他者的中國公式”（China as other），而形成“自我的中國公式”（China as self）。不止将其作為材料，而不是對象進行研究。講座最後，陳大亮教授對講座内容進行了總結，并代表旁聽師生感謝屈文生教授的無私分享和精彩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