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及符号學研究散論

一、引言

Semiotics一詞通常都被翻譯成“符号學”，顧名思義，這是一門“對符号進行研究的學問”，而何為“符号”卻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這不僅涉及對“符号”本身的認識，也涉及英漢翻譯，甚至中西方思想認識差異的問題。

二、符号的複雜性

符号的複雜性首先表現在符号的顯性表達形式極其繁雜方面，如符号可以區分為語言符号和非語言符号；語言符号中有書寫符号與語音符号；非語言符号中有指示符号、形體符号、音樂符号、文化符号，等等。Peirce（1958:5488）甚至認為，“整個宇宙充滿着符号，即使它不是完全由符号組成的”。我們非常熟悉一般的标志符号，也能理解語言的符号屬性，甚至可以接受形體語言符号，然而對于自然界甚至宇宙中也充滿着符号的觀點，恐怕是很多人難以接受的。

其次，符号涉及形式與内容的關系，而其中的内容可以是意義、所指或關系。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内容中的每一個成分又都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如意義可能是指存在于大腦中的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大腦對客觀實體的直接反映；所指可能是某一單一的對象，也可能是某一大的範疇中所存在的具體的類别；而關系則更為複雜，可能涉及語義、語用、社會、文化、認知等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有的符号活動都離不開人或有機體的參與，都需要在一定的時空環境中展開，因此，根據Peirce的符号觀，“隻有當有機體及其環境之間存在着三維關系才有符号性……任何初級有機體為了存活都對周圍的物體進行選擇或回避，這表明它與環境進行了符号的互動”。（胡壯麟2014：2）

第三，符号的複雜性還表現在人們對符号系統的認識的混亂方面，換句話說，就是張三所談的符号和李四所談的符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同一個認識層面上，盡管兩個人都聲稱研究的是符号學。王銘玉（2004：5）在對符号學的學科劃分進行讨論時提到了Eco的符号學學科分類體系，列舉了諸如動物符号學、嗅覺符号學、觸覺符号學、味覺符号學、醫學符号學等近二十種不同的類别；還提到了李幼蒸從五個角度或軸心對符号學所做的學科分類，包括學科領域、機構活動方式、方法流派、分析層次以及研究風格。我們看到，盡管有一些符号學研究者會從符号學學科建構的宏觀或者哲學角度對符号學進行綜合讨論，但對于大多數從事符号學研究的學者而言，他們往往隻是選擇某一個相對具體的層面或視角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并不關心或者隻是偶爾涉及其他層面或視角下的研究，這就使得很多研究都是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範圍内進行，不同領域的研究或認識産生沖撞或對立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中西符号研究的差異

中國的符号學研究緊跟國際符号學研究的步伐，無論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符号學研究的隊伍中來，不斷充實和壯大這隻研究隊伍，非常需要厘清幾個符号學“西學東漸”過程中的基本認識問題。弄清楚這些問題，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對符号學的某些誤解。

1 中西符号觀的差異

中國人的學術符号觀受樸素符号觀的影響極深。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主要的符号學思想基本上都是來自西方，所以我們言必稱索緒爾或皮爾士。西方對符号的認識雖然也是以對顯性的形式符号研究為起點，但即便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開始探索顯性符号與所指意義之間的指稱關系；而中國的符号觀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顯性符号本身，雖然也會思考符号與意義的關系，但重心依然是落在顯性的符号上。

中西符号觀的差異還可以從符号學研究方法的引入方面顯現出來。嚴志軍、張傑（2010：141）認為，“在中國符号學者看來，符号學首先是一個方法論問題，符号學之所以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就是因為它具有獨特的研究符号的方法……符号學研究符号是盡可能多地發掘符号意義的多元……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學者更多地關注西方符号學理論的方法論影響”。盡管中華曆史文化中擁有豐富的符号學思想，但這些思想一則不成體系，二則缺乏方法論的支撐，而西方符号學方法論的核心正是對意義及關系的關注。在王銘玉（2016）所列舉的13個“獨具中國特色、占有得天獨有優勢、其他國家和地區難以比拟的符号學領域”中，大概除了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以外，其他諸如易學符号學、名學符号學、訓诂學符号學、漢字符号學、《文心雕龍》符号學等等，全都屬于符号研究形義兼備、以形統義、形符為上的研究範式。如果以西方符号學作為參照标準，上述中國特色的符号學研究隻能算作是具有了樸素的符号學思想，但尚未形成統一的研究範式或方法論。

2 翻譯所帶來的誤導

    Semiotics通常都是翻譯成“符号學”，而根據Wikipedia，“Semiotics (or semiology)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signs and symbols”，其中sign和symbol也往往被翻譯成“符号”，不同層級及不同類型的概念都用單一的一個詞“符号”來表示，這自然會帶來理解上的混亂。更為關鍵的是，漢語的“符号”一詞更容易使人想到顯性的符号标記本身，而“符号學”的核心研究内容卻是與顯性符号标記相連的“意義”。因此，如果把Semiotics翻譯成“意指學”會更合适，因為在這個翻譯中“意義”得到了突顯，同時還能通過“指”來提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

學界對符号學中另一個極為重要的術語Semiosis的翻譯也五花八門。根據餘紅兵（2014：106），對該術語的翻譯至少有：“符号過程”“符号行為”“符号化”“符号化過程”“符号意指過程”等，每個特定的翻譯都會帶來特定的理解指向，而不同的翻譯必然會産生不同的理解。通過深入分析Semiosis的實際涵義，餘紅兵最終把其翻譯成“符号活動”，以便更好地突顯該概念的本質屬性，同時與其他相關概念及屬性區别開來。

雖然術語也屬于“符号”的一種，其意義在于該“符号”的所指，但是不恰當的“符号”表達形式很容易帶來對其所指的誤讀，因此在對某些關鍵概念進行翻譯表達時，需要譯者盡量克服人們習慣上“望文生義”所可能産生的誤解。

3對“意義”的片面理解

徐烈炯（1996：255）認為，“說漢語的人和說英語等其他語言的人對意義的理解不同”，他舉例說：

（1）The sudden thaw means thatspring is here.

（2）He means trouble.

（3）Do you mean Miss Anne Smith or Miss Mary Smith?

（4）What does this sentence mean?

上述四句都是有關“意義”的，但中國人通常隻認為（4）說的才是“意義”，“最關鍵的區别是我們覺得連指稱也不是意義”。這種狹隘的“意義”觀不但限制了中國人對Semantics的理解，也同樣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對Semiotics的理解。當今符号學研究的範圍之所以如此之廣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意義關系的複雜性遠超我們一般人對意義的理解的程度，連語義學對意義的理解也不足以涵蓋符号學的意義觀。

4 對符号研究升華的認知不夠

西方人在Semiotics的研究中，不但早已從符号現象深入到符号的意義之中，還至少在三個層面上獲得了對意義研究的升華：從具體到抽象的升華，從語言到非語言再到對萬事萬物的意義認識的升華，以及從語言學到哲學的升華。隻有充分認識到這三個層面的意義研究變化，中國的符号學認識和研究才能夠真正與國際符号學研究接軌。

（1）從具體到抽象的升華

索緒爾的語言符号學思想強調能指與所指的統一性，一個符号（sign）是由相互依存的“音響形象”（sound image或sound pattern）與“概念”（concept或thought）構成的，兩者均為抽象的實體，是大腦對具體對象的概括性反映，具有心理屬性。例如，“樹”作為一個語言符号是由一個理想化的、唯一的“音響形象”與一個抽象的概念構成的，而且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然而，當任何一個人說出“樹”這個詞的時候，其“音響形象”就體現出了某種個性特征，就被具體化了，這個具體化了的聲音就不再是索緒爾所說的signifier。事實上，索緒爾（2001：67）也注意到了sign（符号）這一術語所可能帶來的歧義問題，因為在一般用語中，sign“僅被用來指音響形象本身”，而他所說的sign卻是指能指與所指的集合。然而，無論是音響形象本身，還是能指和所指的集合，都屬于抽象層面的因素，與中國人對“符号”一詞的形象化理解完全不同。

索緒爾的能指所指關系也是一種結構關系的抽象，把各種符号關系高度概括為能指與所指的一一對應關系。索緒爾（2001：74-76）在讨論變體（variability）問題時指出，盡管符号（sign）會随着時間的發展而發生變化，但能指與所指的一一對應關系始終成立。無論是具體的符号和具體的所指對象都發生了變化，還是隻有具體的符号或具體的對象發生了變化，其結果都隻是演化出了不同的一一對應的能指與所指關系，不能理解成出現了多個能指對應一個所指，或一個能指對應多個所指的情況。每當人們試圖挑戰索緒爾的能指所指一一對應關系的時候，往往都是從相對具體的層面展開的分析，未能抓住索緒爾思想的精髓。

具體與抽象都是相對而言的，某些所謂具體的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如“水果”相對于“食物”，或“蘋果”相對于“水果”），隻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索緒爾的符号觀卻是在各種具體指稱關系基礎上的最大程度的抽象。丁爾蘇在2016年11月蘇州大學舉辦的國際符号學研讨會上曾把索緒爾的能指所指結構形象地描述為elegantly simple（既優雅又簡潔），此話雖然有些調侃，但也體現出了一個具有重大價值的理論的核心特征。

如果說索緒爾的符号學僅僅關注語言，甚至是單詞（而非複合詞、派生詞以及更大的組詞結構），那麼皮爾斯的符号學關注的則是命題（見郭鴻2004：4），側重一般符号的邏輯功能，涉及的是比語言更為廣泛的話題。在莫裡斯（C. W. Morris）的符号學思想中，符号學被分成三個部分，即語構學（syntactics）、語義學（semantics）和與語用學（pragmatics），分别研究的是符号對符号的關系、符号對對象的關系以及符号對人類的關系，其中隻有第一種關系相對具體，後兩種都深入到意義及意義關系的較深層面之中。

（2）從語言到非語言再到對萬事萬物的意義關系的升華

王德勝等（1993：19）認為：“符号學是20世紀以來為人們所廣泛研究又最具争議的一個研究領域。它是一門科學、一場運動、一種時尚或革命，或僅是一個綱領、一個學說？由于人們從不同角度出發研究各不同領域中的符号，因而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人們）對于符号學的性質如何、它的疆界範圍有多大、以及包含哪些内容等，又都有各不相同的看法”。符号學的發展一方面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似乎已經進入了所謂的“符号帝國主義”時期（郭鴻2003：10）；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認為符号學研究目前危機重重，“空對空”的讨論泛濫，理論之間互不牽扯、各行其是，研究者的失望情緒在不斷增加。針對符号學研究無所不包的研究狀況，艾柯（1990:5）也曾警告說：“當一門學科把每種東西都界定成自己研究的對象，進而宣稱自己關注整個宇宙時（因而舍此無他），乃是在玩着一種冒險的遊戲”。

難道符号學真的是在玩一種“冒險的遊戲”嗎？其實并不竟然。

人們對符号學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學領域，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樸素的符号學思想，而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符号學與自然學和倫理學并列構成了人類的知識體系。（王銘玉2004：2-3）這時的符号學基本都還是以語言符号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探讨的是語言符号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對非語言符号的關注并不是太多。當英美哲學進入到二十世紀，語言學轉向及實用主義的盛行，使得分析哲學開始成為哲學的主要關注對象，語言在哲學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而在哲學之外，索緒爾對語言研究的思想真正促成了語言符号學的誕生。毋庸諱言，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符号系統，但除此以外，人類的交往還需要依靠各種非語言的符号，而且非語言符号比之語言符号更加地繁雜，它們與人類的社會生活構成了更加複雜的意義關系網絡，于是很自然地，人們的研究視角開始從語言符号走向非語言符号，從對能指與所指的關注，發展到對代表物、對象和解釋及其關系的研究，符号學開始逐漸走出語言學，開始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後來出現Sebeok的動物符号學（Zoosemiotics）、N?th的生态符号學（Biosemiosis）、Rossi-Landi的馬克思主義符号學（MaxistSemiotics）、Ponzio & Petrilli的符号倫理學（Semioethics）也就不足為奇了。

符号研究的泛化是人們對意義真谛不懈追求的結果，符号學為人們打開了一扇廣泛深入探究生命存在價值的大門。我們雖然不可能研究世間的每一種現象，但我們可以對大多數、甚至所有的現象進行綜合的、抽象的、哲學層面的思考，這正是一部分理論符号學家或者哲學家所進行的工作。正是在他們研究工作的啟發下，無數學科領域的符号學研究才有可能發展興旺起來，符号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及社會價值才不斷顯現出來。符号學研究中真正危險的不是這個學科的研究範圍有多廣，這個學科中涵蓋的問題有多多，而是作為一名符号學研究者，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具體、明确、穩定的研究定位，總是在不停地追随所謂前沿的符号學研究方向，在紛繁複雜的符号學研究大潮中迷失自我。趙毅衡（2012：11）在談到符号學在中國發展出許多“半文科”的科目（如經濟、營銷、設計、商标等）時認為，由于符号學在中國屬于人文學科，因此對符号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必須在某個地方打住”，因為很多内容“不是人文社科的符号研究所能處理的”。王銘玉（2013：13）面對符号學研究對象的廣博性，認為不應該去“尋求符号學本體論意義上的精确定位，而是（要）立足于語言符号學”展開研究，使用符号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來對語言進行闡釋。因此我們認為，對符号學的研究一定要在某個特定的範圍内展開，這個範圍可能是人文社科領域，可能是一直以來自己所從事的語言、傳媒或文藝研究等領域。跨領域、跨學科的思維非常必要，在其他領域或學科汲取新鮮的知識也很有必要，但堅守既有的學科領域會更有利于學術研究的發展。

（3）從語言學到哲學的升華

中國符号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相當多的研究者都是從單純的語言研究轉到符号學研究上來的，這顯然與索緒爾的語言符号學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語言學在中國始終是符号學最重要的基地，也是中國學者做出最多成績的領域”（趙毅衡2012：10）中國語言與符号學研究會的人員構成也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因為其中大多數成員都是來自國内語言研究領域，主要包括英語、俄語和漢語等語種。除了以語言為中心的研究特色以外，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研究領域相對比較具體，如對漢字符号、藝術符号、傳播符号等的研究。即便是一些進行理論符号學研究的嘗試，也往往把自己限定在語言符号的層面（如王銘玉、丁爾蘇、楊習良、陳勇等的研究），或者從宏觀層面上對符号知識進行通俗的普及推廣。（詳見趙毅衡2012：10）然而，反觀西方的符号學研究，許多國際知名的符号學學者都是從泛符号論的視角對符号問題進行深入的哲學思考。近些年來，國内高校邀請到很多國際知名的符号學專家前來參會、講學或進行其他形式的交流，如J. Deely、A. Ponzio、S. Petrilli、T. Jappy、G. Sonesson，J. Liszka等，他們要麼具有哲學或語言哲學研究的背景，要麼緻力于符号學理論方面的探索，其廣博的知識與對語言及符号哲學問題的思考在讓中國的符号學研究者大開眼界的同時，也讓許多人産生了困惑，感歎符号學研究邊界的無限廣闊，感歎符号學研究内容的繁雜不定。

對于這種現象，我們需要認清兩個重要的問題：首先，如前所述，中國的學者很多來自語言學研究領域，其對符号學的研究也往往是從語言符号出發，對偏離語言符号的更廣泛的一般符号研究往往持警惕的态度；而西方符号學者很多來自哲學專業，或者符号學專業，而從事語言學研究的學者極少。此外，對符号意義的闡釋無論最初來自何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符号的内涵與外延自然就會不斷擴大，從更為抽象的或者說哲學的層面讨論符号就會成為必然。因此，西方符号學研究的哲學傾向，一方面表明當今西方哲學對語言及符号學研究比較重視，另一方面顯示人們已經從對語言符号的關注擴展到了對非語言符号及“萬事萬物”的關注，而這種探索傾向本身就已經具有了哲學的屬性。

四、結語

厘清中西符号學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差異，并非是為了全方位地向西方符号學靠攏，一切以西方符号學研究之馬首是瞻，而是要更清楚看到我們自己研究的基本狀況，找準自己的研究定位，其中既涉及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也有我們應該引以為自豪的長處。我們對符号的意義及關系的探究還不夠深入，理論的升華或構建也還遠遠不夠；但我們已經在漢字符号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傳媒符号研究領域也獨樹一幟，俄羅斯符号學的研究也非常引人注目。總之，隻要我們帶着一種開放的心态，虛心學習和接受國外最新的符号學理論和研究成果，然後腳踏實地做好适合自身特點的研究工作，中國的符号學研究一定會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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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語言學

基本理念：民族的才是國際的。國内外語界的語言研究者首先要關注外語本體的研究，通過外語研究深入了解外語的語言學理論和外語語言現象，并把研究成果服務于外語教學和二語習得。但更重要的，需要通過研究外國語言理論及外語語言現象來反觀漢語，深刻剖析漢語語言與文化。俗話說，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别。如果不通過外漢比較，我們對漢語的理解就隻能是一種閉門造車、自娛自樂的認識方式，對漢語的評價就不可能客觀、公正。漢語盡管有諸多迥異于拉丁語的鮮明特點，但這些特點并非不能與拉丁語系的語言進行溝通。語言作為符号系統，在東西方文化中使用截然不同的形式來體現，但在不一樣的形式之下，往往潛藏着共同的思維及認知機制，這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進行溝通的根本基礎。單純看外語的某些語言現象，我們可能很難發現其中蘊含的思維及認知機制和規律，但在相對應的漢語中，相同的機制或規律可能是以引人注目的顯性的方式來體現的，這也就是說，我們在外漢對比的視角下審視漢語，有時可以比較容易地發現某些認知機制及規律，當把這些成果引入到外語中去的時候，就能發現外語中被很容易被忽視的内容。因此，國内外語研究以及漢語研究如果要想走出國門，必須要持漢外對比的視角，必須要有漢外對比的強烈意識，必須要根植于漢語去研究外語，這才是國内語言研究國際化的根本出路。

為什麼研究特殊語言現象?

大西洋上的一艘輪船正在駛向北極的途中，猛然間，前方不遠處的海面上出現了一座小小的冰山。經驗豐富的船長立刻意識到，一個危險的區域或許已經到了。他打開雷達，發現海面上的冰山隻是一個大冰山的一角，而更令他驚訝的是，雷達發現前方還有更多的完全處在海平面以下的大大小小的冰山。感謝上帝！一個冰山的一角讓船長打開了雷達，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冰山，但意外卻令人感到幸運的是，船長還發現了更多的危險的冰山。假如沒有那冰山的一角，船長可能不會及時打開雷達，也不可能發現完全淹沒在海水中的冰山。

在語言研究，冰山一角就是特殊的語言現象，而及時打開雷達的船長就是有經驗的語言學家。

在當今語言研究階段，似乎各種顯性的或在語言中隐藏得比較淺的語言規律或規則都已被前人發現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内容。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會露出尾巴，隻有發現并抓住尾巴，才能最終揪出狐狸。這與發現冰山是一個道理。

從特别現象出發而獲得巨大發現的例子有很多。

構式語法中的一個經典例子是let alone構式。這個例子能激發人去思考部分與整體含義之間的關系，去思考語義與結構之間的關系，去思考整體含義之不可預測性的問題。從這一構式出發，我們可以輕易找到更多的類似的結構，我們甚至後來還認為整體的不可預測性并非是決定構式是否成立的必要條件。慢慢地，我們發現詞與短語，與句子，甚至與篇章之間可以不需要劃出一條界限了。從此，我們對語義與結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颠覆了我們對傳統語法的認識。我們于是就有了一個嶄新的語法體系－－構式語法。

國際認知語言學的著名學者Panther教授做過一個大會發言，題目是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doing?這極有可能就是他整個研究的“冰山一角”。題目中的這句話并不是在好奇地問：“你認為你在做什麼嗎？”實際上，這句話帶有明顯的質問的口氣。根據單詞語義所推斷的整句的字面義并非真實的含義，這正好符合Goldberg早期對構式所下的定義。然後，Panther從What do you think…一例出發，又發現Why do you think…, When do you think…, Where do you think…, Who doyou think…等都可以做相同的解讀。而為了對這個構式進行深入解讀，Panther用到了implicature，而這是經典語用學的一個概念。于是乎，Panther基于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doing?一例的思考，逐漸發展為涵蓋各種Wh- doyou think…的情形，而且把認知語言學的構式觀與語用學的蘊涵觀有機結合起來，為認知與語用的跨學科研究帶來極大的啟發。

然而，所謂特殊的語言現象其實本身并不一定特殊，其特殊性必須要透過語言研究者的火眼金睛才能揭示出來，此謂語言的敏感性。

語言的形式與功能—反思構式語法理論的基礎

構式語法的基本思想是強調語言的形式與意義（或功能）的結合（a pairing of meaning and form），認為整體意義不是部分意義的簡單相加，而是語言的意義與結構的意義相融合才構成了整體的含義，這是格式塔心理學思想在語言使用中的具體體現。然而，語言形式真的有“意義”嗎？

“意義”（meaning）并非一個含義明确的概念，其在不同的語境中含義相差萬别。構式語法中所講的結構的意義與語詞的意義并非相同的概念。語詞的意義雖然因語境的變化會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相去甚遠，但往往都會有相對固定和明确的含義，這是詞典編撰之所以能夠進行的根本基礎；然而結構的意義則完全無從把握，因為結構的存在必須依附于特定的語詞，盡管某些語詞屬于構式語法所講的“可填充的”成分。

所謂“結構的意義”實際上是一種意義表達的假象；結構并不能表達任何意義，它隻是為語詞的使用提供了一種排列組合的方式而已。What’s the fly doing in my soup?之所以能夠表達“抱怨”、“質疑”之意，并非語詞之意與特定的結構融合的結果，否則What’s the fly doing on the flower?也應該能夠表達“抱怨”、“質疑”之意。也許有人會說，上述兩個實例屬于兩個不同的構式，而構式不同會導緻整體語義的不同，但我們認為，這種差異恰恰說明結構意義（如果結構義存在的話）的飄忽不定。把構式中的結構義剝離出來并與語詞義相匹配是對語言表達的一種過于簡單化的描述，這種理解掩蓋了語境對語詞語義表達的制約作用。與其說結構是有意義的，不如說語境是有意義的，語境把自身的含義通過語詞以一定的排列組合的方式，并用整體表達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同樣是What’s the fly doing in my soup?在某個特定的語境中，它可能根本就不表達任何“抱怨”或“質疑”的含義，而僅僅是一種對客觀現實的描述。這種情形又一次擊碎了結構具有意義的論斷。

構式語法遭人诟病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構式有無限之多，而對每個構式的結構義又語焉不詳。語境則不同。語境可以壓制語詞表達特定的含義，類似于構式語法中所說的結構對語義的壓制，隻是前者似乎更具合理性。I’m feeling cold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我感覺冷”、“請把門關上”、“請把門打開”（室外溫度高時）、“請把空調溫度調一下”，等等。這種傳統語用學的解釋策略顯然優于構式語法的解讀方式。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語境而非通過結構來描述整體意義的表達，我們可以對語境的意義做出相對明确的表述。

總之，在語詞、結構與語境的關系中，語詞意義的表達是核心，結構提供的是一種語詞的排列組合方式，而語境意義通過按一定順序排列的語詞表達出一種特定的整體含義。因此，所謂構式的整體義，實際上是來自于語詞的含義以及語境義，而結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盡管它具有結構功能）。


[Follow-up discussion]
在語詞、結構與語境的關系中，結構與語境似乎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關聯。當語境義體現地比較具體明确時，如飯店就餐語境，結構就僅僅體現為一種語詞的線性組合關系；而當語境比較空泛，即一個語串無法顯示其所适用的具體語境時，結構就“似乎”具有了某種特定的含義，但實際上，此時結構本身依然不表達任何含義，隻是因為語境寬泛地無法被具體化或被相對明确地描述，使得結構似乎開始承擔語義表達的作用。此時結構所“表達的含義”實際上是一種寬泛的語境義；語境義在結構上“借屍還魂”了。


吳為善（2011:297）（《認知語言學與漢語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舉過四個同義句的例子：
a. 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
b. 弟弟把我的杯子打破了
c. 我的杯子被弟弟打破了
d. 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
四個句子的所指均相同，即“我的杯子由好變破，打破杯子的是弟弟”。構式語法會因上述四句結構的差異視其為四個構式，而如果是四個構式的話，四句的含義為何會基本相同呢？問題就在于四個句子描述的是同一個語境，而且從這一語境中提取的成分也是相同的。結構的作用是保證語詞排列順序的合法性和某些成分的突顯程度，起一種結構功能的作用，而非用來表達某種特定的含義。

let alone可以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表達某種特定的構式義，但這也并非是說let alone的使用不需要語境，其語境是一個高度泛化的語境。當語境泛化了，結構似乎就有了含義，但這僅僅是一種假象而已。所謂“部分無法預測整體”，根本上是因為忽視了語境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語境作為構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其與語詞義與結構關系融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是不可預測的了。

非線性構式

國内外語言學界對構式（construction）的認識通常都是把其視作一種線性結構。

首先，從語言單位的層級性來看，構式包含語素、詞（單純詞和複合詞）、習語（完全固定和部分固定）、句型、成句的習語以及語篇構式（Goldberg 2003、2006; 袁野 2011、2012）。

其次，從抽象程度來看，構式可以分為實體構式和圖式構式兩類。盡管Fillmore（1988）把詞彙全部固定的構式稱作實體構式，把包含不固定成分的構式稱作圖式構式，但我們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構式都統稱為圖式構式，然後再把其進一步分成包含唯一一個實體構式的圖式構式和包含兩個及兩個以上實體構式的圖式構式。但無論構式的層級性取哪種含義，其所涉及的構式依然屬于“線性構式”的範疇，是在橫組合維度上審視語言成分的組合方式。

Goldberg對構式研究的出發點是把構式視作一個形式與意義的配對體（a pairing of form and meaning），是在線性語言表達結構中把形式與意義剝離開，然後再探析其間的整合或制約關系，而構式語法中的壓制（coercion）觀是分析形式與意義之間關系的關鍵機制。從根本上說，構式研究是以意義為根本核心，形式服務于意義的構建，但由于構式研究的起點是以對線性語言表達形式的分析為基礎，這就把自己的研究範圍限定在了橫組合關系方面。

如果暫不考慮作為構式研究出發點的線性語言表達結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語言形式與意義的配對、構式對語義的壓制等核心内容方面，我們發現，構式完全可以以非線性的方式存在。例如：

女同志一般比男的能喝，看你上臉快下臉也快，莫非是高手。

上瘾快，下瘾也容易。

無論是“下臉”還是“下瘾”，在漢語表達中通常都不可以單獨使用，而當它們分别與“上臉”或“上瘾”搭配使用時，就變得可以接受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上臉/下臉”、“上瘾/下瘾”各自中的反義對稱關系，而從根本上說是“上”與“下”之間的反義對稱關系。

我們知道，“上”與“下”是一對表空間方位關系的反義詞，有“上”必有“下”、有“下”必有“上”，兩者相互依存，互為預設。即便“上/下”的空間義發生隐喻性引申，即便它們與其他詞語進行搭配使用，那種依存或預設效應依然存在。參照傳統構式語法的基本思想，我們完全可以把“上/下”以及“上+X/下+X”分别視作一個構式，隻是這一構式不是線性的，而是非線性的，或稱之為“鏡像構式”（mirror construction）。李維濱（2015）在其博士論文中已經對這一新型構式進行了較為深入細緻的研究。

事實上，基于“鏡像構式”的研究絕不僅僅局限于“上/下”和“上+X/下+X”，至少在如下一些方面也可以展開研究：

（1）包含“上”或“下”的多詞語表達結構，如“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
（2）其他反義對稱結構，如“高/低”、“好/壞”、“遠/近”，等。
（3）各種隐含關系結構，如“因果關系”、“蘊含關系”、“讓步關系”，等。
（4）漢外對比研究，如，與“上/下”對應的英語up/down之間的漢英對比。

本科生課程：
綜合英語（三、四年級）；普通語言學（三年級）；對比語言學（三年級）；英文寫作（二、三年級）；

外報外刊（三年級）；英語國家概況（三年級）；

研究生（碩士及博士）課程：
普通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前沿研究、認知功能語言學、語言與認知研究等。

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認知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語言符号學
博士生：王劼  李維濱  周小濤  劉曉環  劉佳  王小平  李想  胡純  柳超健  曹俊雯  林雪皎  魏笑陽  關承惠